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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个年代一一关于诗与生命的对谈上（第1页）

对话者：朱凌波苏历铭

2014年3月26日下午

北京香山伴山咖啡店

写诗就是为了对抗死亡

苏：来伴山咖啡店的路上，忽然想到我们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认真谈过诗歌了，今天是海子的忌日，真是感慨万千。

朱：是的，从1985年春节前我跑到佳木斯和你策划《北方没有上帝》诗集到今天，我们真的再没有专门谈过诗。约你来时并没意识到今天是海子的忌日，今天谈诗就有了特别的意义。说到海子就有两个关键词，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诗歌，海子的死对我们这代写诗的人来说，无论是对生命，对精神，还是对灵魂确实有非常大的触动。

苏：每个人都有进入诗歌的时间。记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只上半天课，我就在放学后到当时佳木斯的《合江日报》社去玩，在一间废弃的办公室里，无意发现角落里散落的诗歌稿件，虽然那些诗并不是真正的诗，但分行文字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强烈的，它不同于课本上段落的文字，我才知道还有另外文体的存在。我想知道，你的诗歌启蒙或者说诗的发现是什么时间开始的。

朱：我是四岁被父母从牡丹江送到我爷爷奶奶家的，爷爷家在离牡丹江不到二百公里的密山县连珠山公社永新大队。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五、六岁的时候，两次与死亡关联事情的发生，说不清楚的潜意识里最初促使我写诗的很重要的动机。一件是邻居家有一个老爷爷，八十多岁死了，当时那个年龄对死亡没有概念，人怎么会死，怎么会消亡，这让我觉得是特别残酷的事情，怎么想都想不通。另一件有一天下午三点多钟，爷爷奶奶都下地干活去了，我自己在屋里呆着，突然下大暴雨，那时候农村每家墙上悬挂一个广播喇叭，一个闷雷击中了它，立刻冒出一个大火球，恐惧又跟死亡关联起来了。甚至到今天，我认为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阴影对我们的笼罩。我写诗是因为诗最能直接表达，从开始到现在我的诗就是为了对抗死亡。

苏：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写作能够追溯到大学以前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诗歌感觉更早一些，是从幼年时代对死亡的恐惧就开始的，你那么小，离开父母的孤独感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？

朱：我当时还很小，很懵懂，跟我爷爷奶奶是天然亲。我爷爷领我到了火车站，坐上火车就去了乡下，奶奶对我特别好，那个年龄完全是在享受乡村大自然，根本不能体会贫困和辛劳，家里又这么宠你，当时觉得农村很好啊，每天都在玩耍，跟大自然的亲近，去河里抓鱼、掏鸟蛋、打狗，感觉一直都很快乐。

苏：我有一个疑问，你在乡村生活应该有七、八年的时间，可你的诗当从来没有涉及到乡村任何的细节。

朱：我十二岁时，奶奶去世，爷爷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，父母把我们一起接回到牡丹江城里。城乡生活的反差，我不想触碰它，一直把乡村作为我最美好的记忆。那时候对现代诗，甚至古体诗是没有认识的，但我非常想表达，总有东西憋在心里。回到城里后，我们家邻居回忆我当时的样子，每天就站在街上看车来车往，看了一个月，就是迷茫，包括到学校上课，哇，这么多人，那时候农村的小学就十来个人，当时对离开乡村特别惆怅。

没有真正进入到大学生诗潮

苏：这一点我非常理解，虽然没有像你那么久的时间呆在乡下，每年寒暑假我也会去农村的，除了美好就是美好。在乡下，死亡对你有很深的触动，一直想寻找表达的方式，那你什么时候把诗歌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呢？

朱：我父亲也喜欢写点东西，除了他的影响之外，就是阅读唐诗宋词，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高考拿到通知书，写了第一首所谓的诗，按照五言绝句的格式，“天边火烧云，喜讯落朱门”，下一段的意思好像是说前程远大之类。上大学后，因为对金融专业没有兴趣，加上一看大学校园跟中学差不多，就想退学。当时我父亲是牡丹江市商业大厦的党委书记，他对社会很了解，说这个金融专业培养的人才是社会的紧缺人才，未来的社会从业前景、发展空间很大，同时还动用亲戚朋友来劝我，最后在妥协中上了大学。由于对所学专业没有兴趣，我就开始阅读大量专业外的书籍。因为每次借阅图书的册数限制，全班男同学的图书证基本上都在我手上。我住在上铺，弄了个长木板横在床上，上面摆满了书，主要阅读西方十九****，拜伦、惠特曼、海涅、普希金、雪莱……同时还看了大量的哲学和传记，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可以写了，可以表达了，但写的那个语言完全不是自己的语言，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批判知识分子写作，他们都是移植来的，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感受，根本不是自己的语言。我所在的吉林财贸学院，是一个专业院校，和你们吉大不一样，当时全国大学生诗潮已经风起云涌，但在我们学校连诗社都没有，很封闭，所以只能在十九****的语言和情结里，开始与潮流无关的个人写作。认识你们之后才让我真正感受到大学生诗歌的气息，再加上在长春了解到上一波的诗人，包括徐敬亚、曲有源等人，感觉到所谓的现代诗气息，但是我自己觉得离得很远，没有掌握这种语言形式，也没有进入这种所谓的现代情绪，所以那个时候写的诗基本上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诗。现在回顾起来，虽然我们同为那个时代起步的诗人，但从大学生诗派的角度来讲，无论是从语言形式，还是情绪上、感受上，我都没有真正进入到大学生诗潮。

苏：虽然你自认为没有进入所谓的大学生诗潮，实际上现在有些文章把你归到那个诗派当中的一员，你是不是觉得大学生诗潮更多的是青春期的情绪表现，主动不想把自己划归其中呢？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大学生诗歌在当年对中国诗歌的贡献是巨大的，即便是诗歌多元化以后，很多优秀诗人追其根源大都和当年的大学生诗潮是有关联的。

朱：我觉得有两个原因让我置身其外的，第一个原因是从语言上没有找到那种清新的风格，在你们当时出的油印杂志上，我看到张小波的诗让我非常的惊喜，觉得语言可以那样表达，确实被震了一下。第二个原因，无论是从小在农村的这个记忆，还是后来封闭的状态，我都本能地对于任何群体性的结盟有一种或多或少的抵触。跟你和临轩的接触，通过你们连接到大学生诗派、连接到现代诗，更多的是从友情而非诗歌本身。在大学的四年里，其实我一直沉湎于个体的诗歌状态，唯一写了一首接近大学生诗歌的作品就是毕业前的一个月，特别像伊甸和于坚那种大长句子的《男子汉宣言》，也就是说我要毕业了，才跟大学生诗歌的语言风格上刮上一点儿边。现在来回忆当时的情形，我真的不觉得自己是大学生诗歌中的一员。

苏：大学生诗潮并没有严格的流派划分，而是当时大学在学的诗人的统称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是大学生诗潮中的重要一员。但实际上，你又和所谓的大学生诗歌确实是有距离的。我印象你当时的诗歌意象是大胆的，如“颀长的大腿”、“白皙的乳房”等等暴露性语言，用包临轩的话来说，朱凌波就是流氓，没法接受，但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

朱：上大学的时候，其实身体上性的意识已经开始萌动了。当时我觉得，大学生诗歌的语言要尽可能回避，你们太唯美、阳光、清新，我认为我这种东西用你们的语言是表达不了。同时呢，我看了大量西方十九****的作品。其中卢梭对我影响蛮深，后来接触到波特莱尔以丑学为代表的诗，包括我喜欢的印象派，尤其喜欢毕加索、达利的绘画，我觉得大学生诗派的语言个人生命本体的东西是有局限的，甚至很苍白，表达不了这种东西，或者是很多人不想表达这种东西，或者是不会表达，对，我觉得我想表达的这种东西，只能借助于这种十九****的表达形式。我想表达生命觉醒的意识，很多词都是赤裸裸的，包括后来写了号称第一首性诗的《热带雨林》，实际上那时候根本没有性.经.历.，但是写了一首完完整整的性的全过程的诗。《热带雨林》后来发表在《现代诗报》上，浙江詹小林编的，然后徐敬亚还评论过这首诗，说它是性意识的解放。

《北方没有上帝》诗集的来龙去脉

苏：其实我们大学毕业前，我们开始商量长春的几位大学生诗人共同出一本诗集的事。记得1985年春节前，你从牡丹江乘坐八个小时的慢行绿皮火车来佳木斯，一起非常严肃地商议这本诗集应该怎么去编，一晃快三十年了。当时我们为这本诗歌合集商量出好几个名字，可是最后你操刀时为什么舍弃备选的书名，自作主张地把这本诗集命名为《北方没有上帝》呢？后来《北方没有上帝》出事了，被审查的时候我们单位负责的老太太专门质问我说，北方没有上帝，难道南方就有上帝吗！当然她完全是从非文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，但你突兀地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那些诗是不匹配的。

朱：作为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来说，我也是满怀一腔热情，觉得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之中，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是骨子里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，比如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、无政府主义，当然也包括理想主义，这种冲突的本身成为我叛逆的理由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商银行，整个组织体系等级森严，感觉与预想的反差特别大，特别失望，叛逆感就更强了。正好要出这本诗歌合集，我就把这种反叛和愤怒的情绪移植到这本诗集的名字上了。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后来很多人，包括审查的人也在问，你北方没有上帝什么意思啊，不要党的领导吗？没有组织吗？完全是无政府你个人主义的东西，实际上就是说，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，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。

苏：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，我在想，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，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，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，然而我想说的是，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，你记得吗，当年你给我的信中教我如何统一口径，还表示把责任全揽到你一个人的身上，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？

朱：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，尤其是省委宣传部，以及中宣部，省出版局全都给我所在的单位发函。我记得当时领导找我谈话，一个是把所有发出去的、卖出去的诗集全部收回来，把现有诗集全部上缴；第二个就是带有勒令性质的说辞，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，应该发配原籍。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，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，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，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。

苏：在那个年代，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，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，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，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。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，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？

朱：没有，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！因为有个深圳特区，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，去深圳，而且确实去了深圳，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，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，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。我父亲也劝我，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，好好工作吧，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。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，是我爸很好的朋友，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。既然深圳去不成了，洗心革面，好好工作，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。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，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，此人资产阶级极端自由化不可重用，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。

“86大展”是一代诗人的精神出口

苏：那能不能这样说，我们这一代人理想主义青年，内心都有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想做出巨大贡献的愿望，只是现实让我们和美好的初衷决裂了。从你自觉不自觉的离经叛道，到最后由希望到失望的转变，或者叫自我觉醒，这种经历对你后来全盘接受现代主义诗歌的理念，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活动，是不是有着直接的推力？

朱：这个事件是我人生的一个很重要转折点。记得当时深圳没去成，但我对深圳一直没有死心，所以后来我又去了深圳，当时徐敬亚、吕贵品、***都在《深圳青年报》，在大学的时候通过你知道吉大有个赤子心诗社，对他们其实是非常仰慕的，只是没有机缘结识他们，所以去深圳拜访老徐时是一种朝拜的心情。当时去他在红岭的一个小屋子，天气很热，他是穿着背心还是光着膀子，记不清了。我喜欢深圳，一是它的改革开放，二是与东北迥异的气候。我印象特别深是在深圳第一次喝上可口可乐，感觉就像中药汤立马就吐出去了。记得当时写过一首诗，说深圳下的雨都是温暖的。通过徐敬亚，我感觉深圳是现代诗崛起的希望所在，从那以后我决定彻底投身到现代主义诗歌运动，把诗歌当作自己生命当中唯一可以坚持的东西，甚至跟生命一体化，把职业和其他东西都视为生存的外在形式。1986年是相当重要的转折点，老徐准备在《深圳青年报》搞一个现代主义诗歌大展，当时我是作为老徐发起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主要二传手，他还找了孟浪、海波、尚仲敏等人。老徐用他标志性的左撇子手书了一封邀请函，他的字凤舞飞扬的，然后我们就负责跟全国各地的诗人联系。

苏：我当然知道你是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活动的主要推手之一。

朱：老徐回顾那次大展主要参与者第一个就说了我。那个时候感觉现代诗成了生命唯一的表达方式，对现代诗活动达到非常狂热的程度。由于之前《北方没有上帝》等一系列的打击，我加剧了对社会的叛逆，事实上对现代诗过分的狂热，反而对诗歌写作带来一种伤害，就是无法沉下心来很纯粹地写诗。说实话，不仅是我，我认为很多人的诗歌，在那样一种情况下，诗歌的纯粹性是远远不够的。

苏：我个人认为，即便没有现代主义诗歌大展，当时也会有其他影响中国诗歌走向的大事件发生，毫无疑问，大展直接导致了诗歌多元化格局的出现。在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民间诗人一直沉在社会之中，像是一团团的火，他们很难被所谓官方认可，你来协助老徐做这件事情时，首先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非常认同，是否意识到大展将对中国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？

朱：我是完全认同大展的意义。因为当时呢，就是说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地下诗人，自己宁愿选择去刻蜡板油印，对官方天然就有一种抵触，老徐在《深圳青年报》创造这样一个窗口或者是一个平台，让大家非常兴奋。而且我认为它的意义，不仅是给这些地下诗人找了一个发表的出口，更是为人们追求个性，追求自由，追求理想主义，找到一个恰当的平台，它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现代诗，而是一代人的精神出口，所以我是完全认可，并且全力投身推进这个事情的。

苏：在大展前后，记得你经常是从牡丹江跑到深圳，在北京我的单身宿舍多次做过你的中转站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是不是已经感觉到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，不会一下子把我们闷死，能自由呼吸的地方越来越多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

朱：其实咱们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现思想解放运动，当时整个社会已经在营造开放的氛围，尽管《北方没有上帝》被政府收拾一下，管制一下，但是并没有感觉到我们父辈在反右时期和类似*****遭遇的风险，那是彻底没有出路，现在则不同，叫孤注一掷也好，叫极端主义也好，叫疯狂也好，完全被现代诗运动点燃了激情，我可以不管不顾，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，完全就不考虑个人代价的问题。

苏：1986年的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，好像一共有70多个流派，我就是被你忽悠进去的，临时拼凑了“男性独白”诗派。我想说的是，你在联系参加大展的诗人时，是不是事先拟有倾向性的名单，依据什么诗人的。

朱：当时的原则是很模糊的，唯一的原则是选择地下诗人。我记得那个阶段不断收到全国各地诗人寄来的民间诗刊，实际上这个网络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，每天都能收一书兜子，不仅有四川、北京、上海的民刊，很多小地方也寄来油印的民间诗刊，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一样都属于被压制，没有发表园地又充满对现代诗的激情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跟他们联系互动的。当时并不是仅仅表现在诗歌方面，其实整个社会最需要表达自由和思想的阵地，那时思想类的报刊主要有《******》、《深圳青年报》、《青年论坛》等，《青年论坛》的主编是胡德平吧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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