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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部分（第1页）

“小爷叔，你赶紧去睡一觉，下午还要去接左大人。”古应春说，“尽管放心去睡，到时候我会叫你。”

“能放心睡得着倒好了。”

“小爷叔，死生有命，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话虽如此，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？双眼虽涩重得睁不开，睡却睡不好，时时惊醒，不到中午就起身了。

“艾礼脱又来看病，说大致不要紧了，不过风瘫恐怕不免。带病延年，活上十几年的也多的是。”古应春说道：“小爷叔办正事去吧，可惜我不能陪你，见了左大人，代我说一声。”

“好，好！我会说。”

左宗棠等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，方始出京，奉准回籍扫墓，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湖南省城长沙，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郭嵩焘。

郭嵩焘与左宗棠有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。当咸丰八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，一切独断独行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。忽然听见辕门放铳，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“午时炮”，便问是怎么回事？听差告诉他：“左师爷拜折。”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，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，因而得

了个外号，叫做“左邵御史”。巡抚照例挂“右副都御史”衔，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，意思是说他比“右副部御史”巡抚的权还要重。

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，湖北恩施人，声名不佳，有一次去见左宗棠，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，樊燮一问三不知，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，左宗棠大为光火，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，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，痛劾樊燮“贪纵不法，声名恶劣”，其中有“目不识丁”的考语，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。樊燮是否“贪纵不法”，犹待查明，但“目不识丁”何能当总兵官？

当下光革职，后查办。这“目不识丁”四字，在樊燮心里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，“解甲归田”以后，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，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，书房里“天地君亲师”的木牌旁边，贴一张梅红笺，写的就是“目不识丁”四字。他告诉他的儿子说：“左宗棠不过是个举子，就这么样的神气，你将来不中进士，不是我的儿子。”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，后来不但中了迸士，而且点了翰林，早年就是名士，此人就是樊增祥。

一方面教子，一方面还要报仇。樊熨走门路，告到骆秉章的上司，两广总督官文那里，又派人进京，在都察院递呈鸣冤。官文为此案出奏，有一句很厉害的话，叫做“一官两印”，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。名器不可假人，而况是封疆大吏，这件事便很严重了。

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，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，与左宗棠当然很熟，深知他才气过人，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：“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，一走保不住，东南大局，不夏可问。我跟他同乡，又是姻亲，不便进言，老兄何妨上个摺子。”

潘祖荫听他的话，果然上了个摺子，铺叙他的功绩以后，作了个结论：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。”

咸丰一看，为之动容，当即传旨问曾国藩，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？

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，以便尽其所长。曾国藩回奏，左宗棠“刚明耐苦，晓畅兵机”。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。

左宗棠因祸得福，多亏得藩祖荫、郭嵩焘，但他对潘、郭的态度，大不相同。对潘祖荫除了“三节两寿”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，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，当陕甘总督时，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，初拓本一走专差送潘祖荫，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。

郭嵩焘是在洪杨失败后，奉旨出任广东巡抚。两广总督名瑞麟，与巡抚同驻广州，“督抚同城”，常不和睦，瑞麟贪而无能，但为内务府出身，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，靠山很硬，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。

那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，万想不到多年好友。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，为了协饷，除致函指南以外，且四次上奉祈，指摘郭嵩焘，措施如何不然。郭、左失和的原因，有仲付传说，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，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，湘阴文庙忽产灵芝，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，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。左宗棠得知其事，大为不悦，说“文庙产灵芝。

如果是吉兆，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，与郭家何干？“由此生了意见。

其实，湘阴文庙产灵芝，是常有之事，左宗棠亦不至于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，真正的原因是，洪杨军兴以后，带兵大员，就地筹饷，真所谓“有土斯有财”。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始终霸住江苏，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，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，每苦不足，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。

所以狠狠心不顾感情友谊，一再攻讦郭嵩焘。最后终于如愿以偿，由他的大

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。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，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。

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。光绪建元，起用在籍大员，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，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，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，改任河东河道总督，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。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，是很委屈的，不过他还是接了事。不久，诏命开缺，以侍郎候补，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。

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，越滇缅边境接应英国武装“探路队”，为中国军民所杀，因而引起的很严重的交涉。英国公使咸妥玛表示，郭嵩焘出使英国，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，可即赴任，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。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，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，奉旨署理兵部侍郎，并在总署行走。

郭嵩焘对办洋务，一面主张公平合理，认为非此不足以析服洋人。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，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，当案发以后，意存掩护，又不查明击杀情由，据实奏报，一味倭罪于深山中的野人。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，群起袒护岑毓英，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，态度亦日趋强硬。郭嵩焘以为，这件纠纷固结不解，全由不讲公平、不讲事理之故，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，便单衔上奏，请旨“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，交部严加议处，以为恃虚骄之气，而不务沉心观理、考察详情，以贻累国家者戒。”

郭嵩焘平时讲洋务，本已为守旧的“卫道君子”所不满，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，在他们看，显然是私通外国，因而引起了公愤，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、门生，对他亦很不谅解，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。

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：“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不容于尧舜之世。

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，何必去父母之邦？“

到得第二年七月底，中英订立《烟台条约》，“滇案”解决。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，当时称为“放洋”，而“放洋”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。

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，原任刑部员外郎，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，谈起洋务来，颇为投机。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。但谈洋务是一回事，办洋务又是一回事，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、好意气用事，而办洋务是“水磨工夫”，颇不相宜。哪知刘锡鸿不死心，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治来关说。朱孙治向郭嵩焘说：“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，我都跟他说了，他亦很有自知之明，表示一切不问，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，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。”

听得这样说，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，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。刘锡鸿是个司员，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，论资格只能当参赞。

不过上谕下来，竟是“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，以五品京堂候补，并加三品衔，充出使英国副使”。这种例子，殊为少见，其中有个内幕，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，有此怀疑，怕他出使后，处处帮英国人讲话，因而提拔刘锡鸿，以副使的身分去钳制正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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