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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84章（第3页）

现在海洋贸易的税收，因为审法寺已经修改了海禁的天宪条文，所以，洪武时代严格的海禁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关税呈现出逐步恢复增长的态势。

赵羾负责的市舶司，基于现有的宁波、泉州、广州三个市舶司，开始逐步整顿和培训官吏，建立完整的缉私舰队，而这，都需要大量的人手。

现有的人手，肯定是不够的。

而姜星火手里最主要的人才来源，就是从国子监的高级学堂“率性堂”中毕业的监生，这些人都是从小到大读书，又有一部分临毕业时观政（类似于实习）耳濡目染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能力。

但这些人却并不能完全地补充到空缺的大量岗位中，因为这些监生，都是奔着当官，尤其是当京官去的，这样的人才不算太少但却非常重要，如果没有合适的机会，想要放到外地使用并不容易。

为此，姜星火大刀阔斧地提出了改革建议。

嗯，还是用的老朱的名义。

提到这里，要简单说一下老朱对科举的态度，突出一个反复无常。

在吴王时期，老朱就下诏筹备开科举，并且放了狠话，“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，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”，瞧瞧，不考科举不让人当官。

但打脸很快就来了，洪武六年的时候，老朱就发现了，科举招来的这帮人，笔杆子可以，真办事还真就不行，所以说了“既而谓所取多后生少年，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，乃但令有司察举贤才，而罢科举不用”，又把科举给暂时罢黜了。

但是不用科举用什么呢？光靠国子监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大明的国土太大了，总得给其他远离首都地区的读书人一条出路吧。

而且，胡惟庸案和空印案相继发生，官员空缺的实在是厉害。

于是，老朱在洪武十五年又下令恢复科举制度，京师及各布政使司三年一次举行乡试，被录取者为举人，翌年会试于京师，被录取者为进士，中了进士马上就能当官。

这种情况，一直持续到现在。

但正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，进士是通天坦途，举人想做官却困难的多得多。

显而易见的是，这种以考试来确定前途的人事制度，虽然形式公平，但存在着实际效率低的事实，不利于发掘人才潜质，调动落榜人才的积极性，很多科举名次很高的才子，仕途爬的很高，但却极度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。

这种能力的缺乏，或许可以通过大明行政学校的轮训和针对性培训，来部分弥补，但制度性的缺憾，显然是无法完全弥补的。

而眼下，又确实缺进士和国子监监生都不愿意去从事的地方基层官员位置，那怎么办？

小吏晋升成官员，是想都别想了，现在的阻力不是一般的大，那就只能空着？

可虽然空着，总不能学带清卖官鬻爵吧？

姜星火给的办法，就是增加举人做官的机会，开放新的上升通道。

“国家之用人，皆欲其砥砺名节，建立事功，以共成盛世，非徒以一日之短长，遂为终身定例，而故有所抑滞于其间也。今布列中外，自州县正官而上，大较皆科目之人。而科目分数，进士居其三，举人居其七，所谓进士举人者，亦惟假此为纲罗之具，以观其它日之何如，而非谓此必贤于彼也.而今日之宦场，其系举人出身者，则众甚薄之。

进士未必皆贤，举人未必皆不贤，至于升迁，则进士治绩之最下者，犹胜于举人治绩之最上者也，即幸有一二与进士同升，然要其后日则进士之俸少而升官又高，举人之俸多而升官又劣也，若夫京堂之选，则惟进士得之，而举人不复有矣。其偏如此，遂使进士气常盈，举人气常怯。盈者日骄，每袭取而寡实；怯者日沮，率隳堕而恬汗。

臣以为欲兴治道，宜破拘挛之说，以开功名之路，凡举人就选者初只以资格授官，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，而不必问其出身，进士而优则先之，苟未必优即后以举人无妨也；举人而劣则后之，苟未必劣即先以进士无妨也。

吏部自行体访，但系贤能，一例升取，不得复有所低昂。夫举人与进士并用，则进士不敢独骄而善政必多；进士不敢独骄，则举人皆益自効，而善政亦必多；善政多则民安，民安则国可富，而教化可行。

永乐盛世，可庶几望也。”

姜星火的奏疏写的相当有水平，先陈述问题现状，然后陈述自己改革制度的理由，再讲具体方法，最后展望未来。

尤其是倒数第二段，说白了就是鲶鱼效应。

朱棣看的很高兴，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，朱棣的脑袋没那么死板，让举人当官，在他看来没什么不可以，并不一定非得要进士，在北方举人学历已经很高了好嘛。

所以，朱棣大笔一挥，批示道“祖宗用人原不拘资格，近来国朝用人制度以致人无实用、事功不兴，国师所奏具见经济宏猷，于治道人才大有禆益，依议着实举行”。

在地方人事制度上，姜星火也下了一番功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