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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56章（第3页）

第四阶段，也许当初我们能做点什么，但现在已经太迟了。

但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。

姚广孝补充道：“人之受病有形，则可循方而理，若本就是个病入膏肓之人，却偏偏起居如常，那才叫积之甚久、受之甚深，这才是为什么吏治是变法深入后的头等大事的原因，经济造血容易，可吏治肃清风气却难不过医者有抉肠涤胃之方，善治政者自然也有有剔蠢厘奸之术，全看陛下是否愿意而已。”

朱棣点点头，姜星火说的肯定是有道理的，吏治风气这种事情，说严重也不严重，拖着也死不了，但你要说不严重，那也不对，这里面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不在于病得多重，而在于沾染了不好的风气以后，整个朝廷都对此麻木而毫无知觉，这才是最可怕的。

但好在，现在一切都有可为。

“国师的‘剔蠢厘奸之术’，不妨说说吧。”

指出问题谁都会，最关键的是怎么解决问题，而朱棣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，而不是指出问题的人。

姜星火并没有什么好犹豫的，在他前世的嘉隆万大改革时期，怎么解决明朝吏治问题，高拱、张居正等人，早就给出了一套成熟的、系统的方案，都是对症下药的好东西，只需要结合明初具体的时代背景稍加修改就能拿来就用。

“革新吏治，头等大事就是多执行而少非议。”

“天下大事，谋可在于众，而断在于独。汉臣申公曾云：‘为治不在多言，顾力行如何耳’便是这个道理。”

“吏治的问题就在于议论的太多而执行的太少，便如考成法、京察，即便陛下力主，依旧意见横出、谗言纷飞，难寻其源头，也让听者不胜其眩，议论纷纷，如何成功？”

“欲成一事，审慎对待务求停当后果断行之即可，何必让众人扰攘？如昔年唐宪宗之讨淮蔡，虽百方阻之，而终不为之动摇。”

“欲用一人，须慎之于始，务求相应，则信而任之即可。如魏文侯之用乐羊，虽谤书盈箧，而终不为之动。”

朱棣哈哈大笑，哪还不知道姜星火肯定是主持京察这段日子也不胜其扰，那雪片般的弹劾就飞到桌前，任谁不头大呢？

但让群臣少哔哔这种事情，便是朱棣，也很难下得了决断。

不让文臣说话，自宋朝以来，就不太行了。

文臣士大夫们，那都是哪怕火化了都能剩下一个嘴还在硬着的，你不让人家说话，缝上？

完全不让人说话肯定是不行的，但是不听这些议论，朱棣能做到。

实际上管仲就曾经说过“蜚蓬之问，明主不听也；无度之言，明主不许也”，而不管是“不听”还是“不许”，都是明主运用自己权力的体现，也是集权的措施。

而文臣士大夫们在庙堂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，也恰恰就是舆论，在所有流传在庙堂的风言风语后面，往往都有着各种复杂的利益牵扯，所谓门户之见便是如此了，这也是延续了多少年的问题，想要根治并无办法，只能尽量免受其影响，也就是少扯没用的，扯了我也不听。

“医治吏治八弊，除了多执行而少非议，其次便是整顿纲纪，严肃律令。”

“何谓纲纪？”

“纲如网之有绳，纪如丝之有总，有了这张大网，才能笼罩整个天下官吏，让官吏们都服从朝廷的法令，诗经有云：勉勉我王，纲纪四方。纲纪就是国家的太阿之柄，不可一日而倒持，否则整个国家都有倾颓之危险。”

姜星火严肃道：“主持京察这些日子，最大的感触便是纪纲不肃、法度不行，从上到下，对事情都少了较真，全是得过且过、务为姑息，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，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，这样一来，固然有了所谓的‘人情世故’，可对于纲纪来说，却是极大破坏。”

“自宋以来，刑不上士大夫，法之所加，唯在于微贱之人，而士大夫虽坏法干纪，而无人可莫之奈何。然而人情可顺却不可徇，法度宜严而不宜猛，想要革新吏治，就要‘少议论、多做事；少人情、多纲纪’，法度必须大于人情，希望陛下能够张法纪以肃群工，刑赏予夺一概按国朝新修之法律，而不徇乎私情，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，而不使纷更于浮议。”

“换言之，法所当加，虽贵近不宥，事有所枉，虽疏贱必申。”

朱棣听明白了姜星火的意思。

截止到目前，简单的概括其实就两句，少哔哔多干事，大家就少内耗；多按规矩办事，就没那么多人情世故。

而姜星火的对症下药的革新还在继续。

想要整顿旧的风气，那就要形成新的风气，也就是革新。

旧的风气是虚的，新的风气也是虚的。

以“务虚”来对抗“虚”，以新的口号形成新的风气来对抗旧的口号和旧的风气，这就是一切事情的意义。

这几句话不是废话，而是精华。